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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继延:湘军湘政绝响日,正是湘商崛起时

 核心提示:假以时日,有湖湘文化这么一个优良的基因传统的滋养,我们湘商有我们自身的敢为人先的创新、努力,一定会成为新时代的湘军,成为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的新湘军。所以,我想还是那句话,湘商的使命是我们湖南人的宿命。

      我最近在全国各地,跟各地的湖南商会的兄弟们交流,大家都会问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从十八大以后就在问,到两会以后更在问:为什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都不要我们湖南人了。

      那么,究竟是我们湖南人出了问题,湖湘文化出了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应该很清楚,本届政府从副总理到部长,中央从常委到政治局委员到各部负责人,一个湖南人没有,稍微好点的是,还有几个中央委员。所以,拿湖湘文化来说,确实感觉到有一些底气不足。但是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弘扬我们的湖湘文化,越要创新我们的湖湘文化,这是我们湖湘子弟的责任。所以我今天很冒昧地到杜陵书院大讲堂继续跟大家谈湖湘文化。

      一 、刨根问底话湖湘

      谈到湖湘文化,我们首先就得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湖湘。是“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的湖湘,还是“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的湖湘;是屈子怀杀自沉的湖湘,还是王夫之先生的头不顶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的湖湘?

      其实我们每个湖湘儿女,讲到湖湘的地理,讲到湖湘的历史文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心中的湖湘,但是确实有一个重新来认识和梳理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的过程。特别是当代的考古学的发展、考古的一些实证证明,就在我们今天身边的湖湘土地,曾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方。这不是我在这里空口无凭地说,而是有很多事例可以证明。

      举个例子,可能在座有一部分参观过世博会。中国馆非常宏伟,里面的内容博大精深。每个去参观世博会中国馆的人,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我们很容易就被那个墙上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所吸引,我们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欣赏去了。但是等你放缓你的脚步,注意一下你走过的那一片玻璃地,进入那个清明上河图的那个厅的走道上,那个玻璃地板恰恰就是湖南澧阳平原的一个缩小的模型。为什么世博会的第一个经典是城头山遗址?这是现在考古发现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城市文化的遗址,距现在已经有7000多年了。不仅仅是全中国,而是全人类最早的,被考古学界公认的城市遗址是在我们湖南发现的。

      再举个例子,大家到了世博会中国馆,跟湖南有关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大家会注意到杂交水稻,世博会的中国馆里面有一个地方种了一点杂交水稻,非常打眼。那么,杂交水稻为什么诞生在湖南?恰恰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深厚的稻作文化的传统。过去的考古、学界认为,中国的水稻种植是从印度、东南亚学过来的,结果也是在湖南这块地方,在道县的玉蟾岩发现了全世界最早的稻种遗址,种水稻的遗址。

      所以人类最基本的两个,一个是吃,一个是住,在全世界范围内最早的遗址,都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发现的。那么我们在想,为什么这些考古发现证明了过去那么辉煌的文化,在后来的历史典籍的记载中,就那么被轻易地一笔带过了?后来我开个玩笑说,我们吃亏了,吃亏在哪里?吃亏在湖南人不会讲普通话。所以后来的历史,特别是我们讲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是由黄河流域的人写的。

      我们知道孔夫子,中国最早的历史记录就是《春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位主义观点,很容易就回到自己的本位上去思考问题。那么在他的那个历史描述下,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史的正统,反而是我们长江流域包括湖南在内被忽视了。就像我今天上午去参观耒阳,耒阳有这么悠久的历史遗迹,比如炎帝制耒,这个东西最后只留下一个传说,因为这个文明太早,超前了,那个时代还没有文字,我们就已经有文明了,而且文明很发达。

      因为某种原因,我们讲中华民族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治水的历史。以农耕为主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特点,最重要的是保证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就是风调雨顺。那么黄河跟长江不一样的,长江两岸有绵延不断的高山丘陵,有大量的湖泊、池沼,让我们很轻易的逃避了洪水(带来的灾难)。但是黄河流域不行,特别是到了华北平原上,很多情况下,如果人类不团结起来,把这个水治好,这个地方就没法生存。所以说,为什么到了后来,黄河流域比我们先进入了制度性社会,更早地建立了国家政权,更早的发明了一套我们今天称之为儒家或者法家的这样一些制度和理论、手段。而长江流域在这个竞争中间,我们更多的关注我们的自由的天空,在政治的竞争中,我们长江流域确实是失败的。这种失败的标志就是最后统一六国的是秦,而不是楚。我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虽然楚国亡了,但在湖湘这片大地,有文字记载以后的历史,我们知道最早的最强大的国家就是楚国。楚国虽然灭亡了,但是楚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来了。

      我们每一个湖湘学子,从小就在背屈原的诗赋,为什么?《楚辞》,大部分屈原的创造,是因为他流放到湖南后创作的。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楚国连同楚文化起源于现在的河南湖北交界,然后到了汉江流域,到了今天的长江北岸,就是现在讲的荆州,到那个地方达到了辉煌。但是它真正的传承,恰恰是通过一个流放者,就是大家熟悉的屈原,在湖湘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屈原来到湖南时是愤愤不平的,他作为一个楚国的贵族,作为一个楚国受过最好的教育的年轻政治家,他满怀抱负,忠君爱国,可惜的是当时的楚国政治黑暗,像他这样的忠臣得不到发展,甚至反而由于他太优秀了,反而被流放出来了。流放到哪里?贬他到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我们今天看《楚辞》里面的很多诗歌,比如说《九歌》,如果说我们湖湘这块土地没有那么丰富的文化,那么屈原的头脑再伟大,再有想象力,他也写不出那样瑰丽的诗歌。他也只有在流放到湖南,进入洞庭湖,经过了澧水,经过了沅江,所谓“沅有芷兮澧有兰”,这些地方他都到过了。最后到了我们的资水流域,到了桃江县。桃江县这个地方的资水边上还有一个天问台的遗址,他在那个地方一连串的问出那么多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到现在还有很多没有回答得了的。最后,经过湘江,到了汨罗江,到了当年楚国的属国之一罗国,(当年罗国就在我们的汨罗江那里),最后他怀沙自沉,死在那里了。屈原虽然死了,楚国虽然亡了,但是楚文化和本土的传统文化却融合起来,流传下来。

      所以我经常跟很多朋友开玩笑讲,到外面打架首先是问“你师父是谁”,一说你师父是谁,就知道你的功夫好不好。我们讲一个文化优不优秀,我们就得讲这个文化的基因怎么样。现在的考古发现证明,我们最早解决了人的吃的问题:种水稻;我们最早解决城镇化的问题,我们有全世界最早的城市遗址;我们在《九歌》里面,屈原的《楚辞》里面读到的那些描述,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湖南很多本土的传统文化,仍然传承下来的那些文化,这是湖湘本土的文化,我们称之为父系文化,当然毫无疑问,是世界领先、独一无二的优秀的文化。屈原所带来的楚文化,楚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我们姑且称它为我们湖湘文化的母系文化。屈原是楚文化中间,楚国培养的一个最优秀的人,湖南这块土地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这么一个孤独的流放者,以我们的文化滋养他,熏陶他,最后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由一个孤独的流放者,转变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创造了这么辉煌灿烂的《楚辞》。你说我们这块土地,我们的湖湘文化神不神奇?我们的基因好不好?所以,我经常跟各地朋友交流,我就讲我们祖宗是很厉害的。这是第一。

      但是第二,为什么我们的老祖宗这么厉害,到后来,似乎又沉寂下来了呢?我们确实得承认,在后来的中华帝国的反复的拓张中,有一个学者研究了一个现象,始终是骑马的战胜走路的,所有的统治者都是从北方来的,都是吃馒头的,不是吃大米的。这确实是一个历史。这个历史也很好解释,因为在那种年代,我们南方吃稻米长大的,像我这个还比较魁梧了,还经常有人把我误认为蒙古人。这么瘦瘦小小,要去跟北方来的蒙古骑兵也好,满清铁骑进行对抗,确实很困难。所以在这么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些对抗之中,确实南方从整体上讲,我们一次一次失败,一次一次成为北方的附庸。

      二、转折之时开辉煌

      但是这种政治上的失败,带来的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我们不去操心政治上的事情,我们更多的关注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关注我们的文化,关注我们的生活。所以大家看得到,现在很多星星之火在湖湘文化历史上闪烁,比如说唐朝最伟大的书法——怀素的狂草,我们讲毛主席的字跟谁学的?实际上跟怀素学的。耒阳引以为自豪的才子罗含,这些星星之火始终绵延不觉。之后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转折的关头达到高峰。

      为什么我要讲在转折的关头达到高峰?因为中华帝国的版图扩张是由北而南。秦灭六国开始,后来汉武帝拓展到了岭南之后,我们最大的文化冲突,就是南方以道家文化为核心,和北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呢,当儒家文化发展到汉武大帝时期,皇帝独尊儒术,儒家一统江湖,统一整个国家。这种意识形态的统领,到了一定程度上,由于文明产生的张力,最后又使它破碎。破碎以后,就是我们看到的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什么状况?魏晋南北朝,竹林七贤,我们认可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高歌独唱,这种高歌和独唱使它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绝唱,但是它同样给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明。

      这样一种反复的过程,各种文化融合起来以后,我们这个文明又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每个小朋友都要看《西游记》,《西游记》讲的故事是唐僧到西天取经,取来了什么?取来了佛教。这时佛教从东汉开始传入中国,经过几百年的演变之后,到了唐朝,开始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这个时候,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和尚,叫做六祖慧能。佛教本来是一种西方的外来思想,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人怎么样吸纳和消化它,最后变成中国的佛教,是从慧能开始的。慧能将佛教中国化以后,佛教在中国得到了极大传播的同时,再一次把我们正统的儒家思想给颠覆了。

      所以后来,中国到底该怎么治理,该怎么发展,这个文化的冲突和矛盾的激荡,最后汇聚在我们湖南,我们湖南产生了一个伟大的人物。很多湖南老乡都不见得知道,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伟大的人物姓周,以至于很多领导都要跟他攀亲戚,凡是姓周的人都说是他的后代。为什么?他实在太伟大了。他把当时南方的道家思想、被西天的佛教颠覆折腾得奄奄一息的儒家思想,重新弘扬起来,光大起来。他把儒家、道家和佛教融为一体,创立了理学,这个人巧就巧在是我们湖南人,湖南道县的周敦颐先生。所以我们后来讲宋明理学,宋明理学的老祖宗是周敦颐,发扬光大的是朱熹、程颐程颢二程,这些代表人物不是湖南人,但是二程就是周敦颐的学生。程颐程颢的父亲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官,但是他跟他两个儿子讲,你们谁都不要学,你们就跟周老师学。周敦颐当时并不出名,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主讲白鹿洞书院。我到江西去参观白鹿洞书院,那里的人很牛B地跟我们介绍,我们才是四大书院之首。我看了半天就跟他们讲,到底是湖南人主讲的书院,当然了,不管跟岳麓书院比不比,反正都是湖南人把你搞起来的。所以在这个历史时期,就是在中华文化面临外来文化的一种挑战时,在1000年前,湖南人成为了新的中华文化的核心,成了宋明理学的开创者。

      我之所以跟大家讲这么长的历史,是想跟大家探讨,我们讲的湘军、曾国藩这一代人,他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野人,他是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的传承。那么这样一种悠久的丰富的文化,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了,包括刚才讲到的衡阳人王船山先生。王船山先生作为明朝末期的一代大儒,他一介书生就敢于领兵。他当时带着一支游击队跟敌人周旋,后来实在没办法了,被打败了。被打败了,就躲在深山里面去了,再也不出来。不管谁来劝,他都不出来。偶尔他离开一下,离开自己的房子。大家讲了一个经典的笑话,他一定是穿着个木屐,打着一把雨伞,他的解释就是我头不要顶清朝的天,我脚也不踏清朝的地。这么一个老先生在清朝,是一个不得志的、有点像屈原那样被放逐的人。他正是因为被边缘化了,在这种孤独之中,著下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么厚一摞的《船山全集》,系统地对中国的传统的思想理论进行了梳理总结,从湖南人的角度,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他的书在清朝的时候是禁书,只能是由湖南人,我们家乡的这些学子们私刻,偷偷的,像现在的扫黄打黑说的一样,是非法出版物。他的书在我们地下流传。他最得意的一个弟子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打下南京以后,慈禧太后食言了。慈禧太后曾经承诺只要他打败太平天国,就得给他封王。她原来以为是通过满族人带兵就可以平定太平天国,但是没有想到绿营兵也垮掉了,最后是靠我们湖南蛮子组织了一支湘军平了太平天国。平了太平天国以后,清朝有个规矩就是不是满人不能封王,所以他只能给他封侯。曾国藩家里,他封了侯,弟弟封了侯,湘军封了一大堆侯,没有封一个王。慈禧太后食言了,曾国藩挽救了王朝的命运,结果自己说的话不兑现。慈禧太后就说:“你自己提吧,除了这个还想要什么。”曾国藩提了一个很简单的要求,“请太后容许我刻一部《船山全集》,让我把王船山先生正式公开化。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我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我的思想,我的学问,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曾国藩在两江总督的任上,正式把这个《船山全集》印出来了,由非法出版物变成一个正规出版物。

      所以,一代一代的湖湘人,湖湘志士把湖湘文化传承下来,当然包括我刚才我讲的湘军,创造了第一次辉煌。这一次辉煌的成果,到现在还余音不绝。到现在,我们走到哪里去,湖南人一说,就是“无湘不成军”。那天到杜陵书院去看,一看耒阳一中的校训叫“公勇勤朴”,校训里面还有一个“勇”字,我看这充分体现了湘军的精神,勇敢,不怕死。

      当然,我们的湖湘文化传承下来,传到近现代,创造的辉煌就更多了。一会儿,我们徐(志频)老师还会跟大家作更好的分享,我就不一一介绍。但是我讲的是,为什么历史上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上的湖湘文化特别伟大,无论是湘军,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四大名将,还是晚清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还是后来辛亥革命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孙中山打仗靠黄兴,谋划和后来制定法律,靠的是湖南桃源人宋教仁。再到后来蔡锷,以三千弱兵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尊严。再到后来,共产党领袖那就不用说,灿若群星。这样一些人物里面,有非常优秀的军事人才,非常优秀的政治人才,也有很多文学大师,文化名家。但是,自古就看不到经济人才的身影,听不到湘商的声音,为什么呢?

      三、崛起湘商营天下

      二十多年前,我跟大多数的湖南学子一样,首先选择的是从政,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经商。80年代大学毕业,两条路。一条路就是戴红帽子,就是从政;一条路就是戴黑帽子,黑帽子就是博士帽,就是继续去搞科研,成为一个专家,从来没有想到过去戴现在的这个帽子。现在的帽子是什么?当然肯定不是绿帽子,是黄帽子,就是去赚钱,去经商。我是92年下海,下海的时候,心里也是很忐忑。为什么受这么多年的教育,居然要去做一个商人呢?就像我下海之后,我经常碰到的一些外地朋友问我是哪里人,我不说我是湖南人,因为我觉得我愧对我们的先贤,于是让他猜。可是猜来猜去,他基本上不会猜我是湖南人,甚至都有猜到我像台湾人。我说台湾人那么土,我们这里这么洋气,怎么是台湾人呢。但是确实,当我说我是湖南人时,我感觉到对方的惊讶。他的惊讶里面,我读出了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就是湖南人也要去做生意吗?你湖南人从来都是打土豪分田地,把别人的东西拿来就行了;第二层意思是疑问,就是说你湖南人光会拿锄头光会拿枪,怎么讲?会读书会喂猪会打仗会革命,你们会搞经济吗?实际上是个困惑。

      从我92年下海开始,一直到2003年,当时我创办了重庆市的湖南商会,其实这个会最早也是湖南老乡会。我们湖南老乡在外面非常团结,我们只搞窝里斗,但是对外是一致的。湖南人斗完了,就团结起来去对外。所以我们到了外地的湖南老乡也有这个特点。第一,作为湖南人,很骄傲很自豪。所以我们有很多湖南老乡的各种组织,都是老乡会这些;第二,每个老乡会都不团结,都好斗。我们当时为了注册,因为注册需要主管单位,所以就到重庆市工商联下面去进行注册。重庆市工商联,当时著名的企业家尹明善当会长,他只有一个要求,你要注册可以,我来做主管单位,但是你必须叫湖南商会,不能叫老乡会——老乡会,国家政策是反对的。你不能叫文化(促进)会,文化会也没有什么用,我商会都不能管文化会。作为重庆市工商联,下面只能挂靠商会。所以到了03年4月份,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正式注册成功时,领到的牌照上面就是“重庆市湖南商会”。

      我作为重庆市湖南商会的创始人,后来回首这个历史时,一不留神成了最早的民间湖南商会的创始人。为什么突出讲民间呢?因为湖南省工商联总商会早就有了,应该说是官方的。很多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企业协会,比如上海,80年代成立了上海湖南企业协会,一个官方领导的协会。所以后来大家查来查去查到底,湖南商会,最早的民间的就是这个。

      当我当了湖南商会会长的时候,我就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就是究竟我们湖南人会不会经商,能不能经商,能不能有所作为?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2006年,王跃文先生当时的《国画》一炮走红之后,名震天下。作为湖南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作家、文化人,后来他跟我开玩笑解释说,“被利用了”。为什么呢?因为湖南本土之外当我们在外面推动湖南商会建设,推动湘商的时候,湖南本土也在搞湘商评选。评选的组委会、组织方,当时很需要在舆论上让大家关注。怎么让大家关注?他们就找了王跃文先生,就以王跃文先生的名义,在王跃文的博客上(那时候没有微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在博客上发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尚需时日话湘商》。这个题目对不对?确实对。因为从06年那个角度来看,湘商还远远不如当年的湘军,包括今天,比起曾左极盛时期的湘军而言,湘商确实还不成熟。所以王跃文先生讲“尚需时日话湘商”是对的,湘商还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够看的出来。

      但是里面呢,很不巧,当时不知道是谁还是他本人,义愤填膺地说了一句话,说湖南人根本就没有经商的基因,没有这个脑筋。这句话引起了轩然大波。所以那篇博客当时的点击量几天之内就到了20万。为什么?我们知道,湖南人自己觉得自己的文化、历史非常辉煌,很优秀,怎么会缺脑筋呢,缺了一根脑筋,那就麻烦了。所以当时后来这个问题争论得很激烈。我跟跃文先生也开玩笑讲,曾国藩没有打出湘军之前,谁又说湖南人有会打仗这根脑筋呢。曾国藩之前,我想谁也不会说湖南人会打仗吧。打出来了,大家就在拍我们的马屁啦,说“无湘不成军”。今天这个市场经济全球化时代刚刚开始,湖南人经商办企业,也还刚刚起步。我开玩笑讲,你就这么武断地说“没有脑筋”,这恐怕有点种族主义的嫌疑。我们知道希特勒是搞种族主义的,就是以为某一类人必须杀掉。按照这么说的话,湖南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没法生存了,没脑筋嘛。

      当然,后来我们讨论归讨论,朋友还是好朋友。最近呢我跟跃文说,我在我的一个文章里面也专门提到,其实王跃文也是“湘商文化的重要创始人”。为什么?当我们那个时候谈湘商还局限在经济领域,还局限在少数的主管经济的政府部门的时候,王跃文以一个畅销作家的身份,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我们面前,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这是第一。第二,他也没有否定有湘商,他只是说尚需时日。第三,由于他一步留神写了一句“没有脑筋”这句话,这里有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但是这句话,确确实实刺痛了我们一些固步自封,一些躺在过去湘军的辉煌、湘政的伟大这些老皇历上的人,使大家更能共同努力,要努力把湘商做得更好。

      所以,到07年,在当时的省委书记张春贤、省长周强的支持下,我们就成功地召开了首届湘商大会。首届湘商大会是什么概念?当时从全国各地,包括全世界各地,我们邀请了三千湘商代表,三千人也有不少人我们耒阳的子弟。在湖南广电最大的厅里,张春贤作为省委书记,亲自发表讲话,周强作为当时的省长推介湖南省情。应该说在政治地位上,我们不能说湘商狗屎不如,湘商至少是从跃文先生笔下的“还尚需时日话湘商”,突然一下成为省委省政府的座上宾。 

      我们在会上发起了一个《湘商宣言》,当时搞了一个百米长卷来签名。这个《湘商宣言》发布了以后,引起了普遍的震憾。为什么?因为大家看到我们这些湘商们,团结起来凝聚在一起,要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时候,他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他不是说去否定我们过去的湘军的辉煌历史,而是更多的思考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更好的继承我们的湖湘文化,创新湖湘文化,弘扬湖湘文化。《湘商宣言》发布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很多省领导看完之后,也非常认同。甚至有的领导开玩笑,对省政府办公厅的笔杆子说,你们能写出这个东西吗?当然这是开玩笑,我不是吹牛说我们写得好。

      我们当时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湖湘文化的一些优秀的精华是什么。当时总结了五个词,“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兼容并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我们当时认为这五个词应该是比较能代表湖湘文化精神的。当然大家也知道,我们最近又搞了一次湖南精神征集,不好意思,我没在湖南,所以背不下来。我们当时认同的这五个词,我们认为这些优秀的湖湘文化的精髓,应该加以创造性的转化,转化为今天这个时代的湘商精神。

      所以我们提出来:心忧天下,不是天天去惦记着谁当主席谁当总理,我们要把心忧天下转化为湘商的更为强烈的一种社会责任;

      敢为人先,不是说敢拿枪杆子革命,而是说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要创新,拓展新的市场,创新我们的管理模式,追求技术的进步;

      兼容并蓄,刚才我们讲湖湘文化有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楚文化的结合,还有后来传来的儒家文化,本来就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文化。那么这个兼容并蓄,在今天就要变成湘商的一种开放的心态,开放包容,和谐发展。

      特别是经世致用,我们经常在外地,人家说我们湖南人不务实,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我们一谈就是谈伟大的东西,但是我就跟他们讲:我们湖南人不务实,我们一个书生能够带一支军队灭掉一个太平天国,毛主席能够建立新中国?务实恰恰是我们湖南人的优点,是湖湘文化的精髓。这个务实就体现在经世致用四个字上,所以说要把经世致用转化为我们的一种务实的作风。

      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到岳麓书院去还看得到,还挂在岳麓书院的大门口。我相信毛泽东年轻的时候经常去那里客串一下时,也看到了那四个字。所以他后来把这四个字题给了中央党校,作为校训。所以说,中央党校摆了一块大石头,上面就是这四个字,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什么?从做企业的人来讲,就是最简单的也是最缺的一点,诚信意识。实事要求是,不浮夸,不空谈,不坑蒙拐骗,不就是实事求是,不就是诚信嘛。

      所以我们当时提出来《湘商宣言》:心忧天下的责任意识,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兼容并蓄的开放心态,经世致用的务实作风,实事求是的诚信意识。这就是我们把传统的湖湘文化转化为今天的湘商精神。 

      四、继古延今梦未央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我们走过的路,探讨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实际上在今天,湖湘文化不是到了穷途末路,而是有可能柳暗花明又一村。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从时代上讲,我们今天的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大转折的时候。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带来的不仅仅是坚船利炮,还有它这个坚船利炮背后的一系列的市场经济制度、法治社会、民主政治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传到我们中国来,到现在不到两百年。在这个过程中间,实际上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类似于从西天传来的佛教对我们的挑战一样,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差一点让我们亡国灭种,差一点把我们文化都给毁掉。

      我们的中国文化,我们的湖湘文化是有强大的生命力的。在第一次面临佛教的挑战的时候,湖南人走出来了,解决了把佛教和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的结合问题,创立了理学。第二次,西方文化又来了各种各样的主义,各种各样的挑战。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现在,为了救国,我们选择了多少不同的道路?最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了湖南人毛泽东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我们今天讲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就是把一个西方传来的思想和中国的本土文化很好地融合起来。这种融合,我们今天有了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的基本的思想追求。我有时候也在想,假设我是一个1800年的人,到了1840年,我40岁了。我读那么多年的孔夫子的书,做了那么多天朝大国的梦,突然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我怎么办?这个时候无非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抱残守缺,一种是赶快去磕头,去当假洋鬼子算了,认个洋老子。实际上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我们在这两个极端徘徊的历史。有的时候是中学为主,有的时候是西学为主,只有谁?只有毛主席做到了中西并举,中西结合。

      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跟朋友们讲,再过一百年,我们回头看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华民族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时,可能最成功应对了这个挑战的,还是湖南人。第一波湖南人,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灭了太平天国,把西方文化传到中国的最虚伪的一些东西,最假的一个邪教——拜上帝会给灭掉了。然后湖南人毛泽东融会贯通各门各派,最后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没有这个新的国家,我们今天谈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没有意义。所以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再过若干年来评价毛主席,可能大家还会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就是不管怎么样,在他的领导下,我们成功的把西方的思想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成功的把一个四分五裂的即将崩溃成若干小国的历史悠久的伟大国家凝聚起来,而且建立了一套现在的国家制度。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一系列的制度,都还是在建国之初就确定了,我们没有回到帝国,没有建立中华帝国,没有搞成其他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国家,而是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

      这个话题扯得太远了。我实际上思考的问题是我们湖湘文化是有强大的生命力的,这种体现,不仅仅体现在我们湖湘文化对未来的中国有一种价值和希望,更是湖湘文化怎么指导我们年轻人去创业,去在市场经济中间大有作为。

      其实回过头来看,湘商也不是突然一下冒出来了。只是因为我们在近现代历史上,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太辉煌,这样掩盖了我们在经济上的辉煌。举几个例子,毛主席曾经讲过,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发展离不开四个人,说中国的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卢作孚是民生轮船公司的创建人;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当然不是商人,是当时的湖广总督,他开创了汉阳造。要造军火,需要炼钢,他又建了武汉钢铁厂。炼钢需要开铁矿,需要煤矿,所以他又建了我们现在的江西萍乡煤矿。这个人是中国重工业的创始人。江苏人、末代状元张謇,他开创了轻工业。毛泽东讲的四个人之一,还有一个从事高科技行业的人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海归,恰恰是我们湖南人,就是范旭东。

      范旭东做了什么?范旭东是我的老乡,湖南湘阴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毕业,回来以后首先还是想从政报国。按照他的专业对口,他被安排到了北洋政府的造币工厂,因为他学的是化学。那个时候造的是银元,银元的成色怎么样,需要他去检验。可是每次他检验不合格的银元,拿到他的上级那里去都签字合格了。他干了三个月不干了,这个玩意干不了。他作为一个科学家,良心受不了。明明这个东西不合格,也就是里面的银子少了,你把它拿给老百姓去用,不是骗老百姓吗?不干了。

      不干了怎么办?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想了一条路,就是实业报国。所以他首先在天津建了盐厂。原来中国人吃的盐是粗盐,就是直接用海水晒出来的粗盐。他建了一个盐厂,生产精盐,然后又以盐为原料,建了一个碱厂。碱是化工的最基础的原材料。在这领域里面,解放以后,他的总工程师倒是非常有名气。他当时重用了一个清华毕业后来在美国哈佛求学回来的博士,叫做侯德榜。侯德榜发明了一种制碱工艺,叫侯氏制碱法。解放以后,侯德榜还当过我们新中国轻工业部的部长。开创了中国的制碱工业。又在南京建了硫酸铔厂,开创了中国的制酸工艺。有碱有酸,整个化学工业的基础就有了。这么一个伟大的人,可惜,在抗战胜利之后因为积劳成疾,46年去世了。那时候毛泽东和蒋介石正在重庆谈判,当时因为他去世了,所以谈判暂停,蒋介石和毛泽东都亲自去吊唁。毛泽东当时写了一副挽联“工业先导,功在中华”,他是搞工业的嘛,他的功劳在中华,对他评价非常高。

      他当时在30年代,为他的工厂搞了厂训、司训,现在看来,我们很多企业都达不到那个地步。他当时讲几条,第一要相信科学,因为化学工业是当时的高科技行业,你不相信科学,瞎搞肯定会出问题。像美国前两天那个化工厂爆炸了,还是因为不讲科学爆炸的。第二,我们必须注重团队的建设。范旭东的团队很厉害,他是董事长,是灵魂,他的总经理后来解放以后当过天津的副市长,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席,湘西人。他的总工程师是侯德榜。他这个团队非常好,非常注重团队建设。第三,我们要以回报社会为最大的利益,公司要谈利、要逐利,但一定要回报社会。等等等等,他的很多理念是非常先进的。

      再比如大家都熟悉的老字号,长沙现在还留着的老字号“九芝堂”。九芝堂在过去有一个字“劳”,劳动的劳,叫劳九芝堂。为什么叫劳九芝堂?因为它的创始人姓劳。后来有人考证啊,朱镕基的夫人劳安就是这个九芝堂的创始人家的。也就是说这个原来就是朱家的产业,不叫朱家,劳家的。这样的老品牌还在。所以,说我们湖南人没有脑筋经商,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说我们过去没有湘商,我也是不赞同的。刚才举了例子,范旭东,中国化学工业创始人。这么多老字号,包括洪江古商城,现在还保留在那里,可以证明我们过去经济上的辉煌。

      但是为什么湖南人过去有一些星星点点的优秀的企业家,优秀的商人,却没有成为商帮呢?我在想,恐怕也是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这一百多年,中华民族的苦难太深重了,所以我们湖南人更多的是去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更多的为了天下的兴亡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没有出很多的大企业家、大商人,我们出的有限的这些包括范旭东在内,也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不怕牺牲。范旭东到死的时候,非常清贫,经过抗战之后,整个企业界都很困难。

      那么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改革开始了。确实,我们湖南人有一点点落后了。有句话叫路径依赖。就是我们走这条路走习惯了,湖南会读书的就去考学校从政,书读得不是很好的就去种田。这两条路走得很熟了,突然一下叫我们湖南人换一条路走,确实有困难。但是,这条路不是没有人走,像湖南民营经济的邵东现象,70年代温州人起步的时候,我们邵东人也起步了,做小商小贩,现在邵东人也是走遍全球。湖南还有很多独特的现象。应该说,现在回过头来,按照总结历史的话来讲,凡是历史上商帮稍微发达的地方,基本上是两个条件:一是它有基本的交通条件。比如徽商,可以从徽州出发,经过杭州湾,到达海洋;晋商是在边疆,通过边疆的马道,走向蒙古走向俄罗斯。更重要的条件是什么?是那个地方养不活自己,换句话说,靠种地根本没法养活自己的时候,他必须走出去。晋商、徽商无一例外,包括闽商,在海边上靠打鱼,地种不了,吃不饱,怎么办?只有向海外扩张。

      湖南是洞庭鱼米之乡,这对我们不无影响,用曾国藩的话来讲,叫做耕读传家,曾国藩的八宝就有这一条。这个肯定也是原因之一,但是更主要的,我觉得是路径依赖。但是,湖南一些比较落后的贫困的地方,比如邵东人很早就发展民营经济;或者我们到深圳,深圳所有的出租车司机基本上是攸县人的;而东莞基本上搞货运的、开大卡车、搞物流的,是平江人的,湖南还是有很多特点的。像我父亲的老家新化,也是一个贫困县,养不活自己,他们就出去开打字复印店,现在全国70%的做文印行业的是新化人。像双峰,双峰有一个最有名的行业就是叫做假证,但是双峰人做不锈钢也是很有名的,在全国这些小行业里面,湖南人也形成了一些小的垄断优势。

      特别是到了92年以后,邓小平南巡之后,我觉得南巡讲话对整个我们湖南人办企业是一个重大的刺激,所以才有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湖南年轻官员、国企的管理者离开国企,下海经商。像我本人也是92年离开政府部门下海经商的。大家都熟悉的梁稳根,当时是在国企,也是90年代初下海的。远大总裁张跃,原来是一个美术老师。所以说大量的湘商,我们今天看到的,都是92年之后邓小平南巡讲话讲到了市场经济,讲到了我们改革的方向,这对我们来讲有一种猛醒的作用。我们回头一看,第一,除了当官戴红帽子,做学问戴黑帽子以外,戴黄帽子也是一条正道,是中央肯定的一条正路。我们湖南人喜欢走大路、走正路。第二,确实,再不下海我们就完了,发展民营企业,我们湖南就落后了。所以在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大批的湘商走向了市场。

      通过这些年,我们对湘商的整体的一个了解,应该说湘商的发展体现了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确实体现了湖南人的文化优势。大家所熟悉的湖南本土的出版、广电、动漫,这些冠之以湘军名号的,实际上本质上都是湘商。当年我把魏文彬称之为“湘商”,他还有点意见。后来我跟他讲,你广电湘军的成功,就是市场化、企业化的成功,不是行政化、官僚化的成功。湖南卫视有今天的地位,就是市场给它的机会。如果没有市场给它机会,还是行政的条块分割,湖南拿什么去和人家竞争?你就是一个省级电视台。当然在文化产业方面,湖南是有非常强劲的优势。省外也是一样,在北京,大的文化创意产业、策划行业、演艺行业,很多都是我们湖南人。

      第二个特点,湖南人在一些传统产业上的技术创新。这点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远大、中联重科、三一这样的企业,他们是制造业,但是通过技术的进步,像远大完全对中央空调进行技术革命,而成为行业里的领军企业。

      第三个特点,湖南人确实有特别强烈的心忧天下的社会责任意识。我举个例子,大家熟悉的余彭年,他在80年代就为长沙市捐了长沙火车站广场的喷泉,和一条公交线路。那个年代,我们如果在湖南大学、湖南师大或者中南工大念书,都坐过那路车,叫立珊专线。这个人多年以来,一直是中国的首善。一直到这些年,房地产业有一批暴发户出来了。这些暴发户不管是为了跟政府勾搭还是为了什么,开始捐,所以他从首善榜上排名比较靠后了。原来排名是比较高的,前些年一直是他,而且他是中国第一个真正裸捐的。他把深圳的那些物业全部都捐了,组织了很多好事,做慈善。所以说我们湖南人在回报社会方面,应该说也是全国领先的。比如现在国内最大的民营的公募基金,华民慈善基金会的理事长卢德之先生,湖南师大毕业的,帮助大批人就业,做了一系列的慈善公益事业。湖南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所以,我想假以时日,有湖湘文化这么一个优良的基因传统的滋养,我们湘商有我们自身的敢为人先的创新、努力,一定会成为新时代的湘军,成为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的新湘军。

      所以,我想还是那句话,湘商的使命是我们湖南人的宿命,谢谢大家!

      (本文是社会活动家伍继延先生在耒阳“杜陵大讲堂”演讲的整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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